钟馗出行图 清 任伯年/绘 由作者提供
中元节，作为农历七月的重要传统节日，与钟馗文化有着微妙而深刻的关联。传统上，钟馗画像多悬挂于端午节或除夕，但在某些地区，中元节亦有悬挂钟馗图的习俗。这一现象的背后，蕴含着深厚的民俗文化。
中元节又称“七月半”或“鬼节”，是道教“三元节”之一，与地官赦罪的信仰密切相关。钟馗作为驱邪斩鬼之神，在中元节悬挂，既是出于对先人的敬畏与缅怀，也是古人对孤魂野鬼的震慑与防范。尤其在江南地区，民间有“中元挂馗，百鬼避趋”的说法，钟馗画像与河灯、法事相匹配，构成了独特的节庆景观。作为传统文化中家喻户晓的传说人物，钟馗与普通神话角色有着本质不同：他是由活人离世后所转化，以鬼的形态现身，却履行着惩恶扬善、驱疫逐鬼、护佑太平的神圣职责。钟馗形象虽为鬼，实则兼具人与神的特质，不仅具备人类的七情六欲，所行之事亦属人间事务范畴，从而形成了鬼、人、神三位一体的独特文化符号。
钟馗信仰的源头颇为古老。明代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、清代赵翼《陔馀丛考》等笔记均对其起源进行了详尽考辨。学界普遍认为，钟馗起源于远古人们用以驱鬼的法器“终葵”（即终椎）。《周礼·考工记》载：“大圭长三尺，杼上终葵首，天子服之。”这一法器逐渐人格化，演变为驱鬼之神。有学者追溯至上古巫术，认为其由拥有祝融称号的重黎衍生而来。良渚文化反山、瑶山遗址出土玉琮上的兽形人面纹，被视为重黎的形象，亦即后世钟馗形象的原型。尽管关于钟馗起源尚有方相氏、仲脑、药用真菌等多种学说，但无论何种源流，钟馗在传统宗教与民俗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始终未变。同时随着汉文化圈的扩展，钟馗信仰亦东传至日本、朝鲜半岛及东南亚诸国，形成了跨地域的文化共鸣。
在日本，钟馗被称为“钟馗さん”，其形象常见于浮世绘与能剧之中，尤以江户时代歌川国芳等浮世绘大师的作品最为著名。日本学者铃木俊哉在《东亚钟馗信仰比较研究》中指出，日本钟馗形象既保留了捉鬼驱邪的核心功能，又融入了本土神道教元素，呈现出独特的和风美学。朝鲜半岛的钟馗信仰则与端午祭等传统节庆相结合，成为民间驱疫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种跨文化传播现象，彰显了钟馗作为中华文化标识的强大生命力与包容性。
钟馗斩鬼传说见诸文字，最早可追溯至唐高宗麟德元年（664）奉敕撰写的《太上洞渊神咒经》。敦煌文书中的画符《总坛式》更证实，道士在施行法术时已将钟馗尊为信仰神祇。唐代卢肇的《唐逸史》则为钟馗故事搭建了基本架构：钟馗为报答帝王恩德，在玄宗梦中现身驱逐疫鬼，玄宗梦醒病愈，遂奉之为神。这一时期的钟馗故事以捉鬼为核心，涵盖赶考、报恩等情节，涉及虚耗、唐玄宗等人物，具有鲜明的宗教与神话色彩。中唐晚期的《除夕钟馗驱傩文》生动描绘了当时的场景：“五道将军亲至，步领十万熊罴……教使朱砂染赤，咸称我是钟馗。”文中钟馗统领铜头铁额、身披豹皮的部众，高呼捉拿浮游浪鬼，扫出三峗，为百姓带来祥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铜头铁额、浑身豹皮的形象，与《周礼》记载的古傩仪式中方相氏“掌蒙熊皮、黄金四目”的形象颇为相似。有学者认为，钟馗早期形象实则替代了方相氏在除夕驱傩中的角色，其职责不仅是驱除病疠，更是捉拿一切游荡之鬼。
宋元以降，钟馗故事的宗教色彩渐趋淡化，世俗化倾向日益明显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北宋汴京宫中岁除傩仪中，钟馗形象变为“假面长髯，展裹绿袍靴筒”，由教坊人员扮演，谓之“舞判”。驱傩从传统礼制演变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民俗活动，钟馗也从统领诸神的至高神祇，演化为与将军、门神并列的辟邪符号。明清时期，钟馗完成了关键的文学化转变。文学作品中的钟馗逐渐从道教神明转变为有血有肉的文学人物。虽然钟馗貌丑早在唐代便有描述，但直至明清，其“丑”才与具体情节紧密关联。清代刘璋《斩鬼传》叙述钟馗因貌丑被唐德宗剥夺状元头衔，愤而大闹金銮殿并自刎，这一情节极具戏剧张力。亦有作品如明代《庆丰年五鬼闹钟馗》将落第归咎于官场腐败，甚至清代阮大铖的《狮子赚》将钟馗塑造成行贿者，展现了其形象的复杂多义性。与此同时，钟馗的附属角色也开始独立发展，如“钟馗嫁妹”题材在子弟书、杂剧中大放异彩，钟馗小妹的故事在《夜雨秋灯录》等作品中甚至完全脱离钟馗本人，形成了独立的叙事系统。
如果说文本赋予了钟馗灵魂，那么绘画则赋予了其血肉与神态。历代画家笔下的钟馗，不仅是驱邪纳福的符号，更是文人墨客寄托情怀、讽喻世事的媒介。唐代吴道子被誉为“画圣”，相传唐玄宗曾命其绘制钟馗像，吴道子笔下钟馗“衣蓝衫，鞹一足，眇一目，腰一笏，巾裹而蓬发垂鬓”，左手捉鬼，右手抉鬼目，气势磅礴，奠定了后世钟馗画像的基本范式。然而，真正将钟馗图像推向文人画高峰的，则是明清时期的诸多名家。明代“吴门四家”的文徵明，其笔下的钟馗别具一格。不同于民间年画中怒目圆睁、杀气腾腾的武夫形象，文徵明的钟馗图往往透着一种文人的雅致与诙谐。在他流传后世的《钟馗图》中，钟馗虽仍保留虬髯、蓝袍的特征，但神态往往较为温和，甚至带几分醉意或闲适。文徵明常以细劲流畅的线条勾勒人物，背景配以松石、梅竹，营造出一种清幽的氛围。这种处理方式，实际上是将钟馗从单纯的“捉鬼大神”拉回到了“失意文人”的角色，借钟馗之酒杯，浇自己心中之块垒。在文徵明看来，钟馗之“鬼”气，实则是人间不平之气的投射；钟馗之“捉鬼”，亦是对世间奸佞小人的道德审判。这种文人化的解读，使得钟馗图像在中元节等节庆悬挂时，不仅具有辟邪的功能，更增添了一份审美的愉悦与文化的深思。
除文徵明外，明代戴进的钟馗笔力雄健，气势撼人；清代金农的钟馗则古拙奇崛，充满金石趣味；任伯年的钟馗更是造型夸张，色彩浓烈，极具民间生命力。这些画作在中元节之际，常被张贴于门户，或悬挂于厅堂，既是为了镇宅驱鬼、护佑亡魂安宁，也是为了欣赏艺术之美。画中钟馗或持剑怒视，或醉酒酣睡，或嫁妹送亲，或与蝙蝠（寓意“福”）嬉戏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视觉谱系。特别是“钟馗引福”“钟馗嫁妹”等题材，在中元节庄重肃穆、慎终追远的氛围中，更显得寓意深远，蕴含着对生命的敬畏与温情。
从艺术形式的演变来看，钟馗形象早已突破绘画的单一载体，渗透至雕塑、戏曲、剪纸等多种艺术门类。在雕塑领域，福建德化窑、江西景德镇等地均出产过精美的钟馗瓷塑，其造型或威严或诙谐，工艺精湛，成为收藏界的珍品。戏曲舞台上，钟馗更是经典角色之一，京剧《钟馗嫁妹》中，钟馗由花脸应工，脸谱以黑色为主，配以红色纹饰，凸显其刚正不阿的性格。演员通过特殊的步法与身段，展现钟馗亦人亦鬼、亦神亦凡的独特气质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剪纸艺术中，钟馗形象则以简洁明快的线条呈现，常用于中元节祭祀装饰，寓意驱邪避灾、护佑平安。这些年画、剪纸作品在中元节期间尤为畅销，成为百姓家中不可或缺的节庆祭祀用品。
时至今日，钟馗的文学和图像形象依然活跃。中国国家博物馆2023年推出的“钟馗文化特展”，汇集了从唐代至当代的钟馗图像百余件，辅以多媒体互动装置，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。在文创领域，一些设计师尝试在保留钟馗核心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，如将钟馗形象与现代服饰、家居用品相结合，既保持了文化辨识度，又符合当代审美。这些探索为钟馗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了有益借鉴。此前，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制作公司“游戏科学”发布新作《黑神话：钟馗》演示视频，再度引发热议。2024年，“钟馗文化全球巡展”在巴黎、伦敦、纽约等地举办，展出了中国历代钟馗画作及数字艺术作品，引发西方媒体广泛关注。有外媒评论道：“钟馗形象展现了中国文化中对正义与秩序的独特理解，其‘鬼中之神’的复杂身份，为西方观众提供了审视东方宗教哲学的新视角。”此外，钟馗题材的动画电影、网络文学亦开始走向海外，如国产动画《钟馗传奇》在奈飞上线后，收获数百万海外播放量。这些传播实践，不仅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，也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理解。
中元节至，幽明两隔，灯火寄思。愿我们在缅怀先人的同时，不忘回望历史深处那位“铜头铁额”“朱砂染赤”的钟馗。他不仅是震慑鬼祟、守护人间太平的神祇，更是中华文化中不畏强暴、扶正祛邪的精神象征。让我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，继续讲述钟馗的故事，传承这份独特的文化记忆。
（作者：陈国辉，系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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